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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藤一利的作品《日本最漫長的一天》在終戰七十年的2015年，有了中文版面世。這本書其實不是新書，半藤在1965年，曾經以「大宅壯一」為筆名出版，因為內容精彩刺激，引起話題，也曾被改拍為電影。最近，又因為有人將之重拍上市，卡司也算是一線明星眾星雲集，引起不少討論。

這「最漫長的一天」，指的是1945年的8月15日，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天。投降看似塵埃落定，但其實在宣布投降的前24小時，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流產政變。

日本「昭和史著作第一人」半藤一利（http://yamato-museum.com/info/）

當時，因為太平洋上連續的戰敗，戰爭已經延伸到沖繩，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亡。美軍也已經多番空襲日本本土，並在廣島、長崎都投下了毀滅性的原子彈，日本其實已經無力再戰。內閣官員衡量情勢，環顧戰場，日本已在中國戰場陷入了泥沼；在滿洲戰場受到蘇聯撕毀協議的攻擊，陷入全面潰敗；太平洋戰場上，美軍已經打到家門口，正在評估登陸作戰的可行性。日本已經沒有繼續戰爭的條件，幾經考慮，閣揆鈴木貫太郎傾向接受《波茨坦宣言》投降。

但日本當時的政治體制與現在不同，內閣是一個軍人主導的體制，閣揆的決定必須要有陸相、海相的背書，才算生效。為了保險起見，避免干擾，鈴木貫太郎兩度要求召開御前會議，由天皇親自表達結束戰爭的主張，希望能壓下軍方的反抗。而當時的陸相阿南惟幾，與海相米內光政的態度，成為日本順利接受《波茨坦宣言》的關鍵。

1945年9月2日，在美軍理察·薩瑟蘭將軍的監督下，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在密蘇里號上簽署《降伏文書》（維基共享）

半藤的《日本最漫長的一天》，談的就是御前會議前後，由不願意接受投降的陸軍少壯軍官所發動的一場流產政變。半藤是非常善於說故事的人，在他的筆下，每一位政變的參與者或者反對者，都有著多面的性格。例如，在他的敘事中，拿鎗指著決定接受投降官員的政變軍人，講話的口氣與其說是威脅，更不如說是哀求。又如在他筆下，投降與其說是懦弱，更不如說是責任與堅強意志的展現。

在半藤以小時為單位的寫作裡，故事條理分明，分鏡清楚，讀者很輕易的可以跟著場景東奔西跑。無論是寫作的流暢性，文字的展現與史實的推敲，都彰顯了他作為老牌記者的優越。可以說在《昭和史》完成以前，半藤就已經擁有優越的寫作能力與歷史認知，這些累積，也是他日後寫作大部頭《昭和史》的基礎。

日本民眾聆聽天皇終戰詔書廣播。（“Japanese civilians listening to the surrender broadcast” – Japan’s Longest Day, 1968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, page 262. Licensed under Public Domain via Wikimedia Commons.）

除了故事之外，這場悲劇的政變之中，最值得一提的，是每個角色最後出現的結局，經常是自殺。

以今天的角度看起來，自殺經常是因為膽怯、懦弱，無法面對未來而做的決定。也有許多人這樣詮釋戰爭結束時官員的自殺潮。但是到底切腹是責任還是畏懼，其實必須回到日本的特殊文化背景來解讀。

生與死一直是一門學問，也是日本文化中值得讓人更深一層思考的重要哲學議題。

閱讀李登輝的作品，也可以發現他早年對於生與死的反省與困擾。在李登輝年輕時代，也是戰爭結束的時候，無數的軍人、官員採取自殺，來面對自己的戰爭結局，固然唏噓。但更值得推敲的，是督促他們這樣做的文化脈絡與背景。

鈴木大拙的《禪與日本文化》是英語世界讀者理解日本的重要著作，其中一段提到「禪與武士道」，特別點出了這個生死問題。他認為日本人是一個沒有生命哲學，卻有死亡哲學的民族。在武士道之中，「不怕死」一直是被崇尚的目標，而在死之前拖泥帶水、扭扭捏捏，則是最被看不起的事情。面對死亡必須表現光榮、超脫，因為死其實是一種交代，也是一種「無我」世界觀的展現。

日本武士。（維基共享）

在半藤的書中，所有選擇切腹的人，無論是強烈反對政變的陸軍大臣、發動政變的少壯軍官，或者是鎮壓政變的指揮官。他們所自覺的任務完成後，都選擇了以切腹，來做一生的交代。選擇死亡的同時，他們也認為自己在盡一個責任，就是以我的死，換取同僚活下去的可能，因此死亡的遺囑總是「萬事拜託了」。在這些選擇死亡的官員眼中，生死的距離沒有那麼遙遠，只像是刀的兩面而已。這些情況在現在的世界中，可能真的難以理解想像，但如果回到歷史的脈絡中，也許就有脈絡可循。

其實，八月十五日，不僅是日本漫長的一日，想必也是台灣漫長的一日。

在這一天，戰爭結束，台灣人陷入了不知道自己戰勝還是戰敗的處境，並且困擾了這個島嶼足足七十年，至今未解。歷史的脈絡往往需要理解，如果只是把自己的史觀強加於人身上，就失去了自由多元的立場。也希望未來有人，願意書寫1945年8月15日，面對戰爭結束的十字路口，不知自己到底戰勝，還是戰敗的台灣人心情。